原创
2016-12-29
彭涛、秦琼
中国文艺评论
自今年第二季度起，全国电影票房增速缓慢。同去年相比，今年没有出现如《大圣归来》《捉妖记》《港囧》等现象级电影，也没有出现《老炮儿》《寻龙诀》等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电影，引发各方关注。最近，中国电影家协会召开研讨会，重点关注了近期电影市场增速放缓的原因。会上，有学者认为，为恢复国产电影的票房号召力，应该再次批量生产“大片”。笔者以为，在受众市场日益细分、电影类型日趋完善的今天，中国电影市场需要挖掘新的、具备市场号召力和海外传播力的类型——科幻电影，拍摄能够媲美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乔治·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
科幻电影一直是世界电影市场的宠儿，是长盛不衰的几个电影类型之一。世界科幻电影的始祖，一直可以追溯到1902年法国乔治·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但科幻电影类型最成熟、产品最丰饶、创造最多票房奇迹的还数好莱坞。截至2016年8月，世界电影史上最为卖座的十部电影均由好莱坞生产，其中《阿凡达》《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侏罗纪世界》《复仇者联盟》《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钢铁侠3》都是科幻电影，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分别取得了27.8、20.6、16.7、15、14、12亿美元的票房。更值得注意的是，除《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主要依靠本土票房外，其余几部影片60%以上的收入均来自海外，《阿凡达》的海外票房占比更是高达72.7%。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好莱坞科幻电影也颇有票房号召力。仅在2015年，就有三部科幻电影《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侏罗纪世界》《霍比特人5》分别囊括了14.6亿元、14.3亿元和7.6亿元的国内票房。虽然同期国产电影《捉妖记》《港囧》《寻龙诀》《大圣归来》分别取得了23.8亿元、16亿元、15亿元和9.5亿元的佳绩，但它们主要依靠国内票房收入。同时，这几部影片中没有一部属于科幻片类型。
中国科幻电影的历史，始于1938年拍摄的《六十年后上海滩》。这部电影以韩、刘二人的“黄粱一梦”，想象性建构了一个现代化的未来都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颇有逃离现实苦难，憧憬未来的乐观主义期待，其科学性自难苛求。此后，科幻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就难寻踪迹。一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了《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毒吻》《凶宅美人头》《大气层消失》《疯狂的兔子》等科幻片。与同期西方科幻片将焦点聚集在星际旅行（《星球大战》）、外星生物（《异形》）、人工智能（《终结者》）等题材上，重点强调视觉奇观不同，这一时期国产科幻片更多表达了对科技的焦虑、对人性的思索。如《霹雳贝贝》中渴望正常生活的贝贝、《凶宅美人头》中的疯狂科学家、《大气层消失》中因人类破坏自然而开口说话的动物们。如果说，同期中国电影第五代将目光根植于中国文化和传统，那么中国科幻片则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科技一旦沦为邪恶和贪婪的工具，它造成的魔魇将远超过它带来的福音。这些科幻片表达的未来焦虑，也是西方科幻电影的母题之一。这种创作思路巧妙回避了我国科幻电影在科学观念建构和视觉呈现上的先天不足，着重挖掘科幻电影的人文精神，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注自然、关注人本的精神是相契合的。然而，中国观众对科幻电影的兴趣，逐渐被好莱坞科幻大片吸引。其先进的科学观念、高超的工艺和制作水准，成为中国观众抵挡不住的诱惑。1986年，《超人》进入中国，掀起一股观看狂潮。1988年，《超人2》再次征服中国电影市场。1993年，尽管《侏罗纪公园》没有在中国上映，但仍通过影碟、录像带等途径进入中国。在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冲击下，国产科幻电影日益衰微，从创作人才、制作团队和市场开拓上都失去了独特性，逐步沦为边缘类型。
追溯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历史不难发现，丰富的科幻文学土壤滋养了科幻电影。雪莱夫人创作于1818年的《弗兰肯斯坦》，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这部作品奠定了西方科幻文学的基础，塑造了第一个疯狂科学家形象“弗兰肯斯坦”。尽管用今天的科学知识去衡量，“弗兰肯斯坦”科学含量有限，但其意义正在于此：它预示着西方科学从炼金术、魔法向以实证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小说中的解剖学和电学）转变，也契合了以牛顿力学、哥白尼日心说为象征的科学革命；小说聚焦的科学与人、科学的伦理问题，成为西方科幻文学反复探讨的主题。作者对科学可能异化为奴役人的对立面的现代性焦虑，也是西方哲学反复探讨的命题。此后，西方科幻文学依次经历了：19世纪末期的乌托邦小说时期、20世纪30年代的反乌托邦时期、40年代的太空歌剧时期（以太空旅行为主题）、70年代的新浪潮时期（探讨科技与人性的关系）和80年代后的数字朋克时期（引入信息论、控制论等内容，探讨计算机网络与人的关系）。相应地，西方科幻电影也经历了从《月球旅行记》《科学怪人》，到《2001太空漫游》《星球大战》《异形》，再到《黑客帝国》《阿凡达》《星际穿越》《火星救援》的发展历程。无论科幻文学还是科幻电影，基本涉及四个母题：对外星生物入侵以及与地外文明接触的幻想、时间旅行（穿越）、星际旅行和对人与科技、人与宇宙的关系的思考。
中国科幻文学自翻译西方科幻小说始。1900年，郭延礼将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翻译成中文，国人首次接触到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类型。1902年，梁启超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和《十五小豪杰》两部科幻小说；1903年，在日本旅行的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他在该小说的“辩言”中写道“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1904年，我国出现了第一部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尽管该小说将背景置于月球描述了主人公的星际旅行，但实际上仍未摆脱一种批判立场，颇有警示味道，反映了作者渴望变革社会制度、渴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与晚清以来“师夷长技”的路数是一致的。在这样的创作思路下，当时的科幻小说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证明高度发达的科技必然带来政治清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因此在科学性上存在很大的欠缺。其后由国人创作的科幻小说均因循这一思路，即便是梁启超唯一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同时，早期的科幻小说家大多是旧式文人，他们缺乏系统的科学教育，对西方科技的了解流于皮毛，只知借用科学名词，不问科学原理，导致了我国科幻文学的先天不足。建国后，科幻小说被定位为面向青少年儿童传播科普知识的工具，呈现出低幼化、浅薄化的特征。直至新时期，科幻小说才真正迈入“文学”殿堂。1980年代以来，以《科幻世界》为代表的科幻文学期刊蓬勃发展，以刘慈欣、王晋康、韩松、郝景芳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群体崛起，以《流浪地球》《三体》《蚁生》《生命之歌》《北京折叠》为代表的科幻文学作品陆续问世。《三体》《北京折叠》等作品获得科幻文学的最高奖项“雨果奖”。经过100多年的积累和30多年的转型，我国的科幻小说创作逐步与世界接轨，既有对物质丰富、科技进步的忧虑，又有对太空旅行和宇宙文化的想象，还有对人工智能的呈现，实现了从奇观的展现转向对科技、生命和文明的更高层次的思索。中国科幻文学的成熟，为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电影在海外传播的规模和质量，直接事关文化输出的效果。《英雄》尽管创下的1.7亿美元海外票房奇迹，也为世界了解中国电影打开了窗口，但以它为代表的一批在海外产生影响的大片，更多地将中国作为一种东方奇观呈现，与日益蓬勃的中国当下景观脱节。国产电影要提升世界影响力，必须找到更为合适的电影类型。世纪初的“大片”虽然提振了中国电影市场，但严格来说，它缺乏类型创作标准，仅靠大投资、大明星、大场面，无法解决类型辨识问题，很难有长久生命力。而科幻电影是中国电影进军海外市场，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最理想的类型，也是最不易遭遇“文化壁垒”的类型。由于叙事的独特性，科幻电影更少地受到意识形态的规约，并且因题材宏大、想象力丰富、关注人类命运总体更易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综观近年来西方科幻电影的发展历程，从最开始《星球大战》代表的冷战思维，到《回到未来》《侏罗纪公园》《人工智能》《阿凡达》等代表的科技理性，再到《星际迷航》《星际穿越》《火星救援》等代表的人类星际远航理想，它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诉求，更多关注人类文明和宇宙文明的终极思考，也更为注意从题材和叙事上满足不同地域观众的需求，甚至不惜量身打造“特供版”，进一步扩大影片影响。因此，科幻电影能有力回避因意识形态而遭遇的文化抵抗，实际上功夫片、武侠片在海外的流行，除了因东方文化奇观所带来的猎奇心理外，与它们自身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淡薄也有一定的关联。
当下我国电影在制作水准、创作与人才上，确实与好莱坞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是我们的编导多为人文背景，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然而，我们依然要呼唤中国科幻电影。我们既要清楚地意识到它存在的不足，但也不能就此丧失对科幻类型的信心与兴趣。科幻电影的发展离不开科幻文学的滋养，我国科幻文学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足以为科幻电影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我国科幻电影的观众尽管深受好莱坞影响，但始终不吝于表达对国产科幻片的支持和期待；2006年的《摩比斯环》、2015年的《九层妖塔》《寻龙诀》的出现，表明了我国电影制作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已经能够为科幻电影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的科幻文学创作收获了世界性声誉。
在呼唤中国科幻电影的同时，我们要意识到，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幻想基础之上，必须是科学思维和逻辑的产物，如此才能与“怪力乱神”相区别。当下有些借“科幻”之名，行“赚快钱”之实的国产科幻片值得警惕。它们有可能糟蹋一个极有前途的类型的名声。《三体》电影项目的无限期搁置，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谨慎行为。相较于其他类型，科幻电影创作更加需要严谨和耐性，西方许多经典科幻电影的制作周期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因此从更深层次来说，也许我们还缺乏这样一种对电影艺术、科学技术应有的尊重。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个神州系列飞船、天宫系列空间实验室陆续向星辰大海行进的国度，科幻电影却还停留在模仿好莱坞的阶段，这无疑是不正常的。再一次呼唤，中国需要科幻大片！
彭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黄冈师范学院“彩虹学者”；秦琼，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媒体语境下主流电影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4BC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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